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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,由于茶学上的第一本经典著作一陆羽《茶经》的出现;本草类书籍中记载茶叶的《新修本草》(功敬等集体编著)以及提出“茶为万病之药”的陈藏器《本草拾遗》的出现,把茶疗的理论与实践推向高峰并逐渐成形。
其他医药著作中,亦多有茶疗资料,例如唐代名医
汉、梁、魏时期,茶疗仅作为单方应用,而至唐、宋,茶疗已发展为单方、复方并用,而且复方之用多于单方。
如《太平圣惠方》“药茶诸方”中记载,治伤寒头痛壮热用“葱鼓茶”,治疗伤寒、鼻塞、头痛、烦躁用“
此外,唐宋时期茶疗的服用方法,也由单一的煮饮法,发展成为多种形式。研末外敷如《枕中方》记载:疗积年瘘(即现代医学之骨关节结核、慢性化脓性骨髓炎等),苦茶、
唐代佛教颇为兴盛,而茶与佛教关系极为密切,唐时不少高僧通晓茶事,诗僧皎然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写过不少茶诗,其中论及茶效的一篇名为《饮茶歌诮岩石使君》,诗中日:“越人遗我剡溪名,采得金芽爨金鼎。素瓷雪色飘沫香,何似诸仙琼蕊浆。一饮涤昏寐,情思爽朗满天地;再饮清我神,忽如飞雨洒清尘;三饮便得道,何须苦心破烦恼。此物清高世莫知,世人饮酒徒自欺”。诗中所写“三杯得道无须再多论说,此处仅看诗僧把浙江”。
嵊县产的剡剡溪茶比作长生不老的“琼蕊浆”之句。这虽有些夸张,但也写出了诗僧三次饮茶后提神、清脑、益思的感受。
另一位大文学家及诗人柳宗元,也写过一些茶诗,其中一首五言诗《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》中,有如下诗名:“涤虑发真照,还原荡昏邪。犹同甘露饭,佛事薰毗耶。咄此蓬瀛侣,无乃贵流霞”。诗人夸张地将茶比作神仙的伴侣,颇为动人。
唐代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,在《月夜啜.茶诗》中赞茶功日:“流华净肌骨,疏瀹涤心源”。表达他对饮茶清热、除烦茶功的体会。
还有就是唐代的刘贞亮,特别喜欢饮茶,并提倡饮茶修身养性。他将饮茶的好处概括为“十德”,即以茶散郁气,以茶驱睡气,以茶
但所有这些人的茶诗、茶文加在一起,都此不上卢仝的那首脍炙人口的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,俗称《七碗歌》。诗人卢仝特爱饮茶,他对饮茶养生颇有体会,他在《七碗茶》诗中日i‘一碗喉吻润,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,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,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。诗中不仅提到饮茶的润喉、解郁、利肠胃、发汗、清肌骨等作用,而且还提出饮茶不宜过量。卢仝“七碗茶”诗,在当时流传较广,影响也较大,也确实反映了卢仝饮茶的功底很深。
时至宋代,茶事发展,而对茶效的认识和利用也得以进一步深入。这除去在各种各样的药书中有所展现以外,一些文人士子的诗文之作亦是蔚为可观的。如下面所列:宋代文学家及诗人范仲淹,极嗜饮茶,对茶的功效曾给予高度评价。从他的《贺章岷从事斗茶歌》中的一些诗句可以看出,他以夸张的手法,赞美茶的神奇功效日:“众人之浊我可清,千日之醉我可醒,不如仙山一啜好,泠然便欲乘风飞”。他把茶看做胜过美酒和仙药,啜饮之后可飘然升天,这与卢仝的《七碗茶歌》的某些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宋代那独一无二的大文豪、大诗人苏东坡,同样也是好茶之人,所写的茶诗很多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同时,苏东坡对茶的功效认识颇深,并深信不疑。在《雨中过舒教授》中有“客来淡无有,洒扫凉冠履,浓茗洗积昏,妙香净浮虑”,说明茶能提神;在《杭州故人信至西安》中有“更将西奄茶,劝我洗江瘴”,意即茶能治病;在《偶至野人汪居士之居》中有“酒渴思茶慢门”是酒后寻茶喝,说明茶能醒酒;在《游诸佛舍,一日饮酽茶七盏,戏书勤师壁》中有“示病维摩无不病,在家灵运已忘家。何须魏帝一丸药,且尽卢仝七碗茶”等均是苏东坡笃信茶功的深切体会。
宋代前辈诗人梅尧臣喜欢喝茶,对喝茶的功效亦有独到的体会。他在《答李促求建溪洪井茶诗》一文中,赞美茶功日:“一日尝一瓯,六腑无昏邪”,即对饮茶能清六腑体会颇深。
宋代文人吴淑,也是饮茶中人,对茶的功效认识颇深。他在《茶赋》中论茶功日:“涤烦疗渴,换骨轻身,茶藓之利,其功若神”。即对喝茶除烦、止渴、消除疲劳的健身功能,给予了高度评价。